失去母亲的痛

崖青

    想得好好的，去年下半年回上海看望母亲，她因为骨折卧床几年了。每每打电话回去问候，兄弟姐妹总是说母亲没大碍，体检指标都正常。8月正在准备带给母亲的礼物，却接到消息说，母亲高烧不退，进了医院。我一下子乱了方寸，紧急定机票，特快申请签证，结果我最不愿听到的深夜电话还是尖利地响起了，传来母亲远行的确讯，她等不及我从万里之外飞回去。

   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，发现在她的皮包中没有钱没有证，就珍藏着一本深红色的护照，那是六年前我们邀请她来澳大利亚探亲时办的，那时申请护照还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正准备申请签证时，母亲滑了一跤骨折了，兄弟姐妹们说，以她80岁的高龄，也许难以再用上这本护照了。辛劳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跨出过国门，刚有了希望却不能成行，不能到澳大利亚一游，亲眼看看她的二女儿的新家，成了母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本想她来澳大利亚，我一定让她住家里最好的房间，驾着车陪她去看看和外公船上看的不一样的海景，踩一踩跟她家乡浙江不一样的沙滩，让她过一辈子最舒服的日子，以谢养育之恩，可是这也成了我的最大遗憾。手抚着这本护照，回想母亲的一生，我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    因为外婆的早逝,外公的重男轻女，母亲只读了小学，但她天资聪慧，保存着一张小学时得了三个“超”的图画作业，一直是她的骄傲。又因为从小跟着当船长的外公跑码头,母亲见多识广，性格倔犟，向以强者自衡。母亲的岁月多为动荡不安的时段──童年的丧母、青少年在战乱中逃难、中年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各类政治运动，老年时又“白发送黑发”，过早失去了她的第三个女儿。母亲度过了坎坷磨难的一生。在她86年的人生旅途中，苦难远远大于幸福。

我虽毋须为她的时代负责，但却为自己未及时行孝深怀内疚，为她所受的苦难与不幸未能从我这里得到应有的补偿而自责。

因为子女众多，母亲没有能象我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我，但是她还是尽自己的可能给了我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。因为我上面有一个小哥哥死于麻疹，父母曾格外地疼爱我，在我出麻疹的日日夜夜,父母的眼睛一分钟也没有离开我，这当然是听大人讲的。我记得的往事是，饭桌上，我指着母亲碗里的肉说：“我要吃妈妈的肉。”我得到了“妈妈的肉”，还有妈妈一句佯嗔“你这孩子真不知足”。我马上接了一句“妈妈,我要吃‘知足’”。上海话里“知”和“猪”同音，年幼的我听到“知足”竟想到了好吃的“猪肝”，果然第二天饭桌上有了猪肝（“知足”），回想起这段童年趣事，忽然想到，母亲为儿女也许真是自己的肉也舍得的。

我出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，上小学时弄堂里几乎每栋房子都有我的同学，许多封建的家长对女孩游泳还颇有微言，同学们只能偷偷去，只能借游泳池的泳衣穿，我却第一个拥有了自己的游泳衣，还是母亲亲自带我去挑的，上面黄绿相间的条纹，恰似一只大青蛙，我觉得妈妈那么有见地，也让我的同学好好羡慕了一阵。

一年级的冬天，我因为两手生满了冻疮，手肿得不能写字，更哭着不愿去操场做早操，那天晚饭后，妈妈哄睡了弟弟妹妹，在床边架起一张小圆桌，亮起一盏瓦数很低的台灯，要为我缝制一双棉手套，我高高兴兴地钻进了温暖的被窝，（因为母亲给我一个“烫婆子”）做了一个温暖的梦，梦里我跟小朋友在公园的草地上唱歌跳舞疯玩。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新手套已经放在我的枕头边，原来是妈妈给了我温暖的夜，手套是她连夜赶出来的。她从来没有做过棉手套，先照我的手画在纸板上，剪出一个样板，然后用白绒布做里子，蓝布做手心，红白相间的小格子布做手背，又暖和又好看。她在寒夜几乎熬了个通宵，上海的家居是没有取暖设备的，冬夜相当冷。可那时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想到，没有问一问，妈妈在夜里手和脚冷不冷？可曾用热水袋暖一暖？

虽然妈妈没有很高的文化，也不能给我们一些艺术上的指导，但支持我参加少儿电台和少年宫的艺术团，每当同学们在生煤炉`带弟妹的时候，我穿上漂漂亮亮的演出服走出家门,心里真是甜滋滋的。为了这些课余爱好，我花费了许多本来可以帮妈妈做家务的时间，还要花去不少路费，可母亲也从不阻拦

   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，打骂也是常有的事。家里孩子众多，我既不是最大又不是最小，既不漂亮又不乖巧，总认为父母是最不喜欢我的。那时我们接受教育的是“仇恨教育”──软绵绵的感情乃是最最要不得的“小资”货色！在反叛的青少年时代，母亲的管教常常有了我的对峙。有天我睡在搁楼上，无意中听见了楼下父母的讲话，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我记得他们的对话使我深深感动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他们是在乎我的，是爱我的，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里，他们为我的学业优秀而欣慰，也为我的性格偏执而焦虑，他们对我的一些心理活动掌握得十分准确，我闭上眼睛，眼泪却止不住滚落下来，为父母对我的爱，也为自己的年少骄矜。

从农村返城时，母亲又高兴得连夜亲手为我缝制棉衣，还拆了她自己一件驼绒袄做里子。

女大当婚，我要结婚了，最忙的又是母亲。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新房里的每一件东西，都是凭票凭证或者开后门才买到的，母亲写信去杭州`四川的亲戚处为我筹买到了八条缤纷的绸缎被面，还戴起老花镜一针一线地为我绣了四对雅致的枕头套。等到数量和颜色搭配都满意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，时下很多人喜欢车着嫁妆满街炫耀，互相攀比，这很无聊，你就冲一冲这种的习俗吧。在市民气相当重的弄堂里，在一群家庭妇女中，我的母亲显得那么超凡脱俗。

成家后，工作中，母亲又总以她朴素的见解传授我为人之道，比如说，有朋友落难了，受审查受批判了，她会对我说，此时应该格外地给与关心和信任，这时的母亲又表现出何等的正直和勇敢。

想起这一切，还历历在目，在我人生的每个成长阶段，都有母爱陪伴着，但我却未能给她一个值得欣慰的晚年。她曾最大可能地张开翅膀呵护她的孩子，但我却未能尽最大可能地反哺于她。很多年，我一直忙碌于学业，事业，守耕于窗前灯下，沉浸于职场拼搏。每次去看她，来去匆匆。虽然，内心常常牵挂着她，但却未向她一览无余地倾泻表达，总觉得中国人不习惯直接言说，甚至在她的最后时刻，都未能亲侍汤药，陪伴一天。

母亲一辈子除了58年办“城市人民公社”时去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主要的职责是家庭妇女，主要的功绩就是养育了一大堆儿女，她一共生养了七个孩子，一个夭折于婴儿，一个早逝于英年，现在还剩下五个，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，也经历过文革的浩劫，在那不堪回首的日子，父亲顶着“资本家”的帽子，工资割去一大半，母亲柔弱的手托起全家生活的重担。把我们养大，为我们一个个的前途担心，其中的苦楚可想而知。她把正房让给了从外地调回上海的大哥全家，自己住四平方米的暗间，这样哥才能顺利调进上海大学，当上计算机系的教授；她让姐姐上私立中学，承担着昂贵的学费，这样姐才赶上在文革前大学毕业，并且在私立中学里遇到姐夫，有了今天的幸福家庭；她千方百计为胃出血的弟弟订到一瓶牛奶，给他做松软的病号饭，就是每天不断的梳打饼干，也要费尽心思才能保证供应，有她的精心照顾，弟弟才能早早康复，长成1.8米的高个子；她让患癌症的妹妹在她的床上养病整整两年，在妹妹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又把妹妹从医院接回家，她说，让她（我妹妹）走在她出生的这张床上吧。以后母亲还睡这张床，我想她会常回忆起当年在这张床上生妹妹的情景，也会在梦里跟她苦命的三女相见。以她瘦小的身躯，能做到这一切实在是属于坚强的。如今没爹没妈的我们依然手足情深，亲密无间，在这一份家庭的温馨中，母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有其母才有其子女。

 我离开上海时，78岁的母亲和全家一起去机场送我，那时她因为坚持各种简易的体育锻炼，童颜鹤发，声音宏亮，动作麻利，身体相当硬朗，我从没想过有一天她会衰老，会走。仿佛远得很，不着边际。我心里的母亲始终是坚强的，有担待的。

三年前回上海看她，骨折后躺病床上的母亲仿佛突然地缩了一圈，无奈地承载着病痛的折磨。我看着母亲，无比地怜惜。我一下子摟住了母親﹐母親那一頭蒼白的頭髮就散亂在我的眼前。我低頭給母親理頭髮時﹐她雙眼閉着﹐眼角卻溢出了幾滴淚水。我眼裡濕潤了，母亲抱我是没有印象了，但我相信小时候，母亲一定也是这样抱我的，我感到我幼小時的形像和母親疊在了一起。这对于我，竟是从未有过的情愫。突然想起，我会失去她，她会从我生命中无声无息地消失。想着，不禁浑身战栗，泪流满面。

如今，“子欲养而亲不在”，悔疚空怀，自恨难遣。在拥有母亲的日子里，并没有真正体会她存在的价值与意义，也没有真正感到对她的依赖与需要。

生命中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多的，母亲是其中之一。我姐姐说，她的勤劳和善良，我的聪明和勇敢，还有其他兄妹各自的，都是父母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。

母亲是平凡的，她的一生是把母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我们的一生。失去母亲，让我悲痛，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失去，并更深刻地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。